其实就是一些关于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的残念。

笔者不太清楚为什么亮黑居然有胆量打着所谓“正史”的名义？我的天，《诸葛亮传》是通本《三国志》中最为上乘的传记没有之一。而史家陈寿在写就《诸葛亮传》的时候也可谓是“增删数次”“殚精竭虑”，深恐言论偏颇，有失本真，纵是断言《诸葛亮传》乃《三国志》登顶巅峰之作，亦非言过其实。

事实上我们只要单纯的数数字数就知道陈寿有多爱丞相了。

丞相有通本《三国志》最上乘的传记。
丞相有通本《三国志》最长的史评。

连容貌出众的孙策周瑜在《三国志》中不过是分别留下“美姿颜”“有姿貌”各三个字。但是诸葛丞相留下了“逸群之才，英霸之器，身长八尺，容貌甚伟”整整十！六！个！字！

甚至，整部《蜀书》都是围绕着最高权力中心“诸葛亮”行文的。
有不少人仅仅因为丞相的一句赞叹而侧身于陈寿笔下。

随便更一点关于史料取舍方面内容：
关于诸葛丞相的史料，我们可以看到十分有意思的一点，那就是绝对没有采摘任何关于“怪力乱神”的记载。
虽然《三国志》是一部信史，但是关于重要的历史人物，比如先主、曹公、孙权总是会有一点“天生异象”“高人所云此子贵不可言”的记载。

但是诸葛丞相完全没有。

难道是没有史料的缘故？绝对不可能。

诸葛丞相在世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传说与谣言，这些渲染在其人去世后甚至蔓延到其子诸葛瞻的身上，我们单纯看看裴松之的“注”就能接触到很多，更遑论后世敷衍出的《三国演义》也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而成。

难道是史料不可信的缘故？也不能这么说。

举个例子，比如“星落秋风五丈原”这个传说，虽然听上去很荒谬，但确实是在丞相去世后的百年之内，从五丈原一代流传开来的。

这从一方面影射出，虽然不至于“三投再返”那么神奇，但是丞相去世之时，天空出现了“异象”这件事情，极有可能是真实的。

理论上陈寿应该是掌握这份史料的，并且他应该也能确证史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，也就是说：这份史料理论上是有资格被记入《三国志》的。

但陈寿没有采纳。

事实上，所有关于丞相“怪力乱神”的记载，不论真实性如何，都被陈寿所摒弃了。

我们也知道，陈寿在撰写《三国志》的同时也撰写了《益都耆旧传》十篇与《古国志》五十篇，虽然存在亡佚情况，不过大致也能够得知里面记载了许多没有被载入《三国志》，但值得留存下来的史料。

这从某个侧面也折射出，陈寿本人，是反感“神化”诸葛丞相的。

所以陈寿笔下的诸葛丞相显得干干净净，是一个纯粹的“人”。

有人或许会说：“刻意去削弱诸葛丞相的‘神性’本身不就是在黑亮吗？”

私以为这种说法的基础是“神性高于人性”。

但是为什么“神性”就应该高于“人性”呢？私以为这是毫无道理的。

与其说陈寿在削弱诸葛丞相的“神性”，未若说陈寿在张扬诸葛丞相的“人性”。

陈寿在塑造一个完全不被“天命”所畏惧，而是踏踏实实地践行着基本“人道”行事的诸葛丞相。

或许，这里仅仅是猜想，或许陈寿个人以为，关于诸葛丞相的塑造没有必要孜孜于捕捉某种异动，因为诸葛丞相恰恰是一个无视“天命功利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“人”。

私以为，为什么“人”就一定要蜷缩于“神”的光辉之下呢？为什么“人”就不能独立去思考独立去创造呢？“人”本身就是卓然而独立的，并不需要依附于“神”。

而面对诸葛丞相如此伟大的“人”，为什么还要用“神性”去削弱他的光辉？

所以在这一方面的塑造上，个人认为陈寿其实做的相当细致而成功。

“削弱诸葛丞相的神性”不应当成为指责陈寿的理由。

到了少年时期，诸葛丞相记载是比较稀少的，所以先从最简单的方面入手，简单谈谈承祚对于少年诸葛丞相的塑造。

首先我们引自《三国志》原文：
玄卒，亮躬耕陇亩，好为《梁父吟》。身高八尺，每自比于管仲、乐毅，时人莫之许也。惟博陵崔州平、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，谓为信然。

这一方面，与成年丞相的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差异，同一时期《魏略》中也有十分可信史料，这里也一并先附上：
亮在荆州，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、徐元直、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，三人务於精熟，而亮独观其大略。每晨夜从容，常抱膝长啸，而谓三人曰："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。"三人问其所至，亮但笑而不言。后公威思乡里，欲北归，亮谓之曰："中国饶士大夫，遨游何必故乡邪！"

我们可以看出《魏略》的记载显得更加鲜活可人，而《三国志》俨然只是简笔勾勒。

理论上，理论上承祚在收集各方面史料的时候，应该是能够接触到很多记载的，不过承祚最终选择了摒弃这些记载本身而单纯进行简笔勾勒。

那么我们先考量一下承祚简笔勾勒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年丞相？

先提炼出几个关键词：“躬耕”、“《梁甫吟》”、“八尺”、“自比管乐”、“时人莫许”、“友善者信然”
然后一点点分析。

“躬耕”就是亲自耕种，这里侧重的应该是生计方面的考量，也可以说作为“没落的外族士人”丞相在年轻时不得不亲自耕种，以维持全家的生计，也就是说，很多时候他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，一开始就那么被人们所“重视”。

《梁甫吟》据比较可靠的史料阐述，是齐鲁之地的一曲丧歌。也就是丞相“家乡”的歌谣，好为《梁甫吟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现出丞相的一种“思乡情怀”，毕竟“山东琅琊”这是丞相一生无论如何也“遥望不到回归不了的故乡”。

以及为什么丞相会偏好一曲“丧歌”？咳，这一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......

“八尺”有关丞相的容貌，这个承祚在后文评述又有提到“逸群之才，英霸之器，身长八尺，容貌甚伟”整体描写了丞相的外貌，不过在传记本身方面还是选择“白描”，仅仅点明了“八尺”的特点，可能承祚感觉对于诸葛丞相这个人的塑造，不能耽于外貌罢。

“自比管乐”是对自我的认知，此处便可以与《魏略》相互映衬。《三国志》应该是提炼了原始史料的内容，仅仅勾勒了丞相比较准确的自我认知。

这里可以结合“时人莫许”与“友善者信然”两个方面参考。

首先不得不提出一点，《三国志》后文评述的时候也有提出“时人异焉”的表述，但二者是不矛盾的。后文的“时人异焉”是建立在“逸群之才，英霸之器，身长八尺，容貌甚伟”的基础上，也就是仅仅在为丞相英俊的外貌感到惊奇，通俗的说就是：“啊啊啊啊！他好帅啊，他怎么这么帅啊，帅惨了，帅哭了，帅瞎了，帅我一脸血，他每天早上不会被自己帅醒么？”（喂喂喂，lo主你确定这里不是你自己在犯花痴么？2333333 ）但是“时人莫许”是对“自比管乐”的不认可，通俗的说就是：“帅是蛮帅的，但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什么的，太扯淡了吧？谁信呢？谁会相信这个还要自己耕种的小伙子，能够成为管仲乐毅一样的人物呢？反正我是不相信的。”
这里承祚仅仅点出“友人信然”，就没有更多阐发了。
并没有像《魏略》中那样特地渲染出丞相的“与众不同”。（不论丞相在少年时究竟是不是“与众不同”的，至少《三国志》没有突显出他的“与众不同”）

甚至承祚对于“自比管乐”都是持有保留态度的，“管仲”没有问题，但是“乐毅”真的是这样么？

我们知道承祚在最终的史评中将诸葛丞相比作“管仲与萧何”，甚至在关于丞相成年后的大部分文书中，人们都是将他比作“伊尹吕望”之类伟大的政治家，而非“乐毅”。

进而牵扯出另一个问题，承祚对少年丞相的塑造为什么选择“白描式”的简笔勾勒？

我们再看一遍原文，如果不考虑后文，单单看“少年诸葛”的记叙，告诉我究、竟、又、有、多、么、神、奇、呢？

没错，可以看出是一个少年才俊，但仅仅只是一个“少年才俊”罢了。“少年才俊”很多，“少年才俊”又有多么神奇呢？“少年才俊”难道有多么声势惊人么？

这样一个会思念故乡，自视甚高，却还是不得不亲自耕种的隆中少年，究竟哪里神奇了？（至少我们再承祚的记叙中所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形象。）

朋友相信他，没错，但又怎样呢？代表他的朋友多么有远见卓识？别开玩笑了，谁不曾怀抱过远大的理想？我小时还以为自己能成为国家主席呢！

我不是在扯淡，让我们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倘若诸葛孔明，最终不是“诸葛丞相”，而是“诸葛令”“诸葛刺史”之类的，那么他的“自比管乐”又该如何呢？

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奇怪，但倘若他不是“诸葛丞相”，这些年轻时的“大言”又该如何？私以为，不过是闲时的谈资与无聊的笑柄罢了。

有人会说：“楼主你这个假设不成立啊！因为他已经是‘诸葛丞相’了！”

没错，诸葛孔明已经成为诸葛丞相了，我的假设不成立，但这就代表着我们要去关注他年轻时候的“自比管乐”么？我们就应该为他年轻时候的“大言”感到惊奇了么？我们就可以论断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了么？

换句话说，因为“志望”实现了，所以我们就应该去关注“他年轻时许下的志望都实现了，他真是一个神奇！”而非“他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实现这些志望的”吗？
这里又回归了先前的论断：承祚一直在刻意削弱诸葛丞相的“神性”。

在他笔下的隆中少年，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多么神奇。
私以为，《三国志》的侧重点在于：这个“躬耕陇亩”的少年究竟怎样成长为最后“威震宇内”的诸葛丞相？

而绝对不是，这个“躬耕陇亩”的少年一开始就已经是隐居的一个“威震宇内”的诸葛丞相了。

这应该也是对于诸葛丞相的塑造发生转变的原因。

私以为，这或许也是史家本人想给读者的启示罢：重要的从来不是“年轻的大言”，重要的在于“实现的过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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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更了少年形象的塑造却没有更诸葛丞相身世与早期交代，所以又来补更啦。
先考量身世背景。
还是老规矩，先引自《三国志》原文：
诸葛亮字孔明，琅邪阳都人也。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。父珪，字君贡，汉末为泰山郡丞。
这一方面都是按惯例行文，“琅琊阳都”在今天的山东省东南部沂蒙山区腹地，前人多有考证。
“诸葛丰后”点明丞相原本是当地士族，关于父亲的交代更是强化了“士族”的形象，不仅是“士族”，而且“诸葛氏”是当地参与“治政”的比较兴盛的“士族”。
因为如果是寒门的话，就没有必要特意交代“祖上”与“父亲”，毕竟一个“泰山郡丞”又怎么值得在史书中单独提一笔呢？
点明祖上，点明父辈，所以承祚关于身世的交代，虽然简单，但也算比较完备了。
咳咳，继而我们考量丞相早期的交代，还是先引自《三国志》原文。
亮早孤，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，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。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。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，往依之。
“早孤”就是“早年丧父”，生于乱世，大抵人人都有这般经历。
接着出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“从父诸葛玄所属豫章太守”，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呢？因为诸葛丞相，是琅琊阳都的士族，在山东境内，而豫章在今江西境内。
理论上来说，士族是不会随意迁徙的，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淮北则为枳”。
除非出现重大变故。
我们知道丞相出生于公元181年，即汉灵帝光和四年，“迁豫章太守”发生在少年时期，是故时间应该定位在光和四年后十年左右。
琅琊阳都，隶属当时徐州刺史部，所以地点在大范围内应该定位在徐州，当时的徐州刺史是陶谦，所以先引自《三国志·陶谦传》
1.是时，徐州百姓殷盛，谷米封赡，流民多归之。
2.刑政失和，良善多被其害，由是渐乱。
3.下邳阙宣自称天子，谦初与合从寇钞，后遂杀宣，并其觽。
4.初平四年，太祖征谦，攻拔十余城，至彭城大战。谦兵败走，死者万数，泗水为之不流。
5.兴平元年，复东征，略定琅邪、东海诸县。
综合起来当时的徐州应该是这样的情况，丞相刚刚出生徐州十分繁荣，百姓殷盛，谷米丰实。丞相稍长五六岁，开始出现行政失和的情况，不过这对当地士族诸葛氏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大概是在这个时期，丞相的父亲去世了，因为家中有长兄，并且又是士族，所以生活境遇应该没有太大改变。继而到丞相八九岁，陶谦用兵下邳，这个和丞相有什么关系？我反正看不出有什么关系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。
但是接着就出现了至关重要的变故：曹公“屠城”徐州。
这件事情发生在初平四年，丞相十三岁。
波及到琅琊阳都一带是在兴平元年，丞相十四岁。
屠城。
曹公是怎样屠城的？凡杀男女数十万人，鸡犬无余，泗水为之不流。
理论上来说，就是这件事情导致了诸葛氏的迁徙，好像扯得太远了......总之《三国志》里没有多做交代，单单点明了好心的叔父诸葛玄将孤儿诸葛亮与诸葛均拉扯大。
总之，我们敬爱的诸葛丞相，就完成了从“书香门第，官宦世家”到“几经丧乱，流离转徙”的成功转型。
关于“朱皓代玄”的记载，裴松之的注里有复引异说，不过又自证异说谬误，所以整体上是没有什么疑问的，小丞相就这样从家乡转徙到豫章又转徙到荆州，才总算安定下来。
《三国志》中这段的交代延续了一贯的简练，没有铺陈，没有渲染，仅仅勾勒出基本事实——“玄与荆州牧刘表有旧，往依之。”
那么究竟有没有值得刻画的呢？当然有！就像上文所说，乱世的艰辛，曲折的身世，屠城的惨痛经历，早期经历对人物的塑造是多么重要的事啊！倘若到了史迁笔下，可以想象应当是另一番光景。
那么承祚为什么行文极尽简练呢？甚至连“曹公攻打徐州”这一大事，他都只字未提。
他不知道？啊，这个可能性不大，毕竟“曹公攻打徐州”一事本已被载入《三国志》，况且在搜集丞相史料这一方面，承祚可是使出洪荒之力的。不过史料稀缺确实是一个方面，直到现在，我们对诸葛丞相的早年经历，也只不过是有了一个模糊的印象而已。
那么究竟是否要采摘这些史料？我相信陈寿本人也是经历了多次权衡，最终才放弃的。（理论上《诸葛亮传》在成稿之前，存在了多次增删。）为什么要放弃呢？
首先，《三国志》由于历史原因，必须以曹魏为正统，所以对曹公确实有所回护，而“曹操屠城徐州”又是曹公人生的一大污点，所以在这方面的记载，比较隐晦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隐晦，但不必只字不提呀？可以不写“屠徐州”但可以写做“攻徐州”呀。
所以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。
第二点，应该就是在于对历史人物的尊重。这里可以再具体一点，对于诸葛孔明的尊重。私以为，丞相本人也绝不希望人们过多地窥探他早年的经历，毕竟这个深度已经过火了——过犹不及，我们应当给历史人物留出足够的私人空间。
第三点，也关乎史家本人的权限问题。勾勒了基本事实，就是勾勒出人物的基本形象，至于细节的刻画乃至想象？这其实是我们后人应当承受的重量。史家倘若做到这一步，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僭越——至少就《三国志》，这部信史而言，陈寿实际上是没有资格这么做的。
最后，应该就是侧重点的问题了。虽然对于幼年的身世没有过多的交代，但是幼年的身世对于成年后诸葛丞相的影响，其实在《三国志》中还是有所体现的，这个会在后文提到。
这样的经历，乱世之中，本不算什么特别的。
但有了这份经历，才为之后成长为诸葛丞相奠定了基础。
或者说，这份经历带来的“影响”，在一定程度上，贯穿了诸葛孔明的一生。（这里忽然想到前文提及的丞相偏好一曲“丧歌”的梗，可能也有一点点联系。）
私以为也是因为侧重点的问题，陈寿可能觉得没必要，没必要在诸葛孔明的传记中专门提及这些事情。况且，对于可载可不载的史料，陈寿一贯选择不载入。

后人好奇？那么你们后人去探索就好了。

作为一名史家，他的重心不在此处。